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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川当代书法奠基人余轶凡

来源: 永川网 2014年11月13日 00:19

当时众意如能合 此时大名何独尊

——永川当代书法奠基人余轶凡

王贞华

 

       余轶凡

       余轶凡(1911—1995),号木鱼,永川市茶店乡(现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)人。父余献章系民国初年书法家。先生幼承父学,后从师前清秀才唐雨晴习书法,颇见天赋。年十七即凭写字、刻印谋生。时爱国将领刘文辉慕其才艺,延为西席。在蓉期间结识省内外书法篆刻名家,互相砥砺,并组建“丙戌金石书画社”。此时先生书艺已登堂入室,享誉蓉城。其书法篆刻作品,以“木鱼”名于世。

       解放后归里,任原四川省永川县川剧团编导,重庆市川剧三团编剧。

       1984年与书界同仁创建永川书法协会(后更名为“永川市书法家协会”),自此一直担任主席,其间,先生亲自执教培训书法骨干,并应聘担任重庆市永川老年大学书法教师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待人厚道,诚朴恭谦,对慕其书艺者有求必应,故作品传世甚广,省内外收藏者亦不少。所应政府征求之创作多件,馈赠外宾,流传海外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是四川省青年篆刻研究会名誉理事,重庆书法家协会会员,重庆印社社员,永川市文联顾问,永川政协书画院名誉院长。

       1995年12月31日晨六时先生病逝于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,享年84岁。

       余轶凡先生作为永川当代书法承前启后的大家,其书法、篆刻艺术成就很高,影响深远。他非常重视书法的普及和提高,举办书法培训班,长年亲自执教,奖掖后学,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。永川书法能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,先生功不可没。

       魏底颜面 卓尔不群

       先生书法承袭了民国碑派书风的余绪,用笔厚重,结体开张,大气磅礴,对北碑及颜真卿书法用功极深,又能吸取清代何绍基、赵之谦诸家学颜之长,融会贯通,自成高格。魏底颜面是其书法的主要面貌,其书风既与当时大的时代风气相融合,同时又彰显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鲜活的生命力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一生学颜,又充分借鉴了何、赵等人对颜真卿的继承和创新,功夫在楷书而成就在行草。他一生最爱勤礼碑,直到晚年犹临池不辍,随手拈来,形神兼备,以此题招牌,愈大愈壮,深得其篆籀用笔之法和结字外密中疏、宽博雄强之美。其结体变化多端、笔势开张宏阔,长枪大戟,纵横驰骋,颇似何绍基;其体态雍容、婀娜、圆润处又如赵之谦。其用笔方圆兼施,中侧并用。圆笔多提笔暗转,柔毫劲腕,遒劲雄浑处得何绍基之神;方笔多露锋翻折,随意挥洒,流美丰腴处得赵之谦之韵。其章法却与何、赵两家迥异,往往字距、行距俱密,有一种如郑板桥书法乱石铺街的意趣,又时有长笔画相互渗透、搏击,疏处可走马,密处不透风,字里行间常有郁勃之气奔涌,动人心魄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书法之风格,概而言之,曰:雄、奇、厚、朴。所谓“雄”者,整体面貌气势磅礴,雄浑苍茫,有一种阳刚之美;所谓“奇”者,章法纵横恣肆,大开大合,结字夸张变形,随意生发,给人一种奇妙多变的感觉;所谓“厚”者,用笔大刀阔斧,直入平起,跌宕多姿,线条有一种厚度;所谓“朴”者,内涵朴实大方,不花哨,不卖弄,有一种正大气象。

       印宗秦汉 推陈出新

       先生早年在成都,篆刻的名气比书法大得多。至今很多老先生谈到其当时的名号“木鱼”,也主要是他印刻得好。

       解放后先生回到永川,生活没有着落,曾在街头以写字刻印为生,这期间刻了大量的印。其早期作品有的随意盖在常用的一些书上留了下来,总的感觉于平整中见变化,于朴实中见巧思,落落大方,自然古雅。虽然有的未能尽得舒展,但已初显个人风貌。当时,先生的篆刻影响就已经非常大了。现代篆刻大家徐无闻、苏白等人对其评价很高。徐无闻先生曾亲自到永川拜访先生,并请先生刻印,至今尚存“无闻写心”朱文印,记录了他们之间的这段情谊,从中也足见徐无闻对先生的尊重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篆刻,以秦汉为宗,以明清流派印为用,旁及现代吴昌硕、陈师曾、齐白石诸家,坚持印从书出、互为滋养的路子,坚持独立的审美思想,自辟蹊径,逐渐形成了自然、大方、浑厚、蕴藉的艺术风格。先生强调印从书出,只有具备深厚的篆书功底,才能更深地体会印面字法、刀法、章法的微妙变化。先生刻印,极为认真。每刻一印,无论朱文、白文,皆先用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的文字,用不同形式、不同章法设计多稿,反复打磨、修改,取最佳者而用。有时对其中的两个或几个都比较满意,就都刻出来,因此,在先生的作品集中,同样内容不同形式、风格的作品较多。他对文字的发展变化了然于胸,而其用字却通常选取最普通、最大方、最简洁者,易识易懂,不卖弄,但也绝不直白。他重字法之美,更重章法整体之美。其印面字与字之间不即不离,融合自然,既很好地展现了每个字的自然之态,又注重字与字之间相互揖让穿插、方圆搭配,以求浑然一体的效果,很好地表现了汉印中的章法特点和神韵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刻印,最独特处在刀法。他在几十年对秦汉印的深入学习中逐渐摸索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、适合自己表达的刀法,并与其普通、大方、简洁的字法、自然平易的章法相得益彰,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也许,恰恰是特殊的时代成就了他,艺术到了最高境界往往是简单通透的。他的印表面简单,却有一种正大气象。这种气象远承秦汉印的精神,又与先生独立的人格、全面的人文修养、坎坷的人生经历相融合,散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。他常用印刀不大,钝而细长,白文印多用冲刀,朱文印多用短切。用刀干净利索,不加修饰,力求“稳”、“准”、“狠”,最恨“做”、“摹”、“削”。观其刻印,无多余的动作;观其印面,无修补的痕迹。先生冲刀多用单刀,但与同样擅长单刀直冲的齐白石有别。齐白石用刀由内往外,力量大,石花斑驳,线条挺拔、强悍、险峻,有一种阳刚之美;先生执刀如执笔,由外往内“冲”,用刀稳健,在“冲”的过程中特别注重“留”的意味,就如写大篆和隶书通过笔在纸面“留”的动作写出线条中段的微妙变化,以强化印章线条的书写性。

       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

       先生晚年的书法,篆刻创作,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由于其篆刻作品边款及印屏流传极少,难以考察其具体风格的发展演变时期。从其书法创作,兼顾其生活经历,大致可以将其晚年的艺术创作分为三个阶段:

       (一)恢复期。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渐好转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,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始举办一些小型的书画展览。当时永川受成都等地的影响,也开始组织一些书画展览。目前所见先生最早署年款的是写于丁巳年(1977)冬的一批书法作品。我见过五六件,主要是横幅和条幅,行草书,风格相近,都写在四尺对开的宣纸上,内容全部抄录的是毛主席诗词,风格似何绍基,用笔轻快,不作过多的顿挫,对局部点画的关注重于对整体的把握,还较多地保留了颜勤礼碑楷书的用笔和体态。这些都说明由于先生长期未亲近翰墨,手上已略显生疏,正处于恢复和调整阶段。

       (二)鼎盛期。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先生流传的书法作品开始多起来,总的感觉是用笔逐渐趋于自由,不再斤斤计较于点画的精美和局部的得失,而更加关注作品整体的气势和效果,线条也由七十年代的清新明快逐渐变得粗犷厚重,书写内容也由七十年代的毛主席诗词有所扩展,以行草书为主,风格虽然已逐渐凸显,但也许受生活环境和情绪的影响,还没有达到心手双畅的艺术境界。其书法创作真正进入鼎盛时期,是在1984年以后。1984年初,永川书法家协会成立,这不仅是永川艺术界的一件盛事,更是先生个人生活和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。在当时地区文化局的关心下,为其增加了退休金,并将其农村老伴的户口迁进了城,在住房等方面也给予了照顾,真正解决了先生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。随着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和在艺术上所得到的充分肯定,这位73岁的老人在艺术上勃发出了生命活力。从先生存世的作品看,主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四五年间。凭着高涨的创作热情和对艺术勇于探索的精神,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艺术珍品。从形式上看,这一时期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单条、中堂、对联、扇面、斗方、条屏等所有传统的书法创作样式;从书体上看,除了先生最拿手的行草书外,行书、篆书、隶书、小楷、魏碑,风格多样,异彩纷呈;从书写内容上看,自作诗词、楹联、古今诗文、格言警句……几乎应有尽有,尤其对豪放洒脱之词非常钟爱,与其书风和当时的心情相得益彰;从创作质量上看,无论真草篆隶,随意挥洒,无不酣畅淋漓,神完气足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       (三)蜕变期。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先生去世。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笔更加恣肆,章法变幻莫测,纯以意行,其作品虽然仍以行书字法为主,却已具大草的意态和风神。其风格依然豪放,但在粗壮的点画中,多了一些精致细腻的笔触,很多细线条尤其精彩。用墨在枯湿浓淡的变化中,给人非常润的感觉,已初步呈现出碑帖兼融的面貌,非常精彩。也许此时先生也自知其作品火气、习气太重,欲以帖之温润流美去其弊,只可惜年事已高,力不从心,未能达到更高的境界。

       艺如其人 德艺双馨

       古人论艺,兼评其人。一个人在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,必然以其过人的天赋、全面的修养、高尚的人品、勤奋的精神、激越的才情作支撑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从小聪慧过人,很早便在其父和前清秀才唐雨晴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书法、篆刻,后到成都以写字、刻印谋生,开阔了眼界。尤其在加入“丙戌金石书画社”后,结交了很多书法、篆刻界的前辈和朋友。良好的艺术氛围、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,其书法、篆刻突飞猛进,渐入佳境。当时成都繁华的春熙路很多招牌都出自先生之手,很多成都的老一辈书画艺术家至今还记得“木鱼”其号并赞其书法、篆刻艺术之高明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以“木鱼”自号,自励自强,意在随时敲打自己,勇猛精进。在艰难的生活中,他以书法、篆刻作品中寄托情怀,即使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仍保持独立的人格。他有“一笑翁”朱文印,借白石老人“予之刻印,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,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意。不为摹、作、削三字所害,虚掷精神。人誉之一笑,人骂之一笑。”之语,表明自己的艺术立场和决心。先生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,但对艺术的要求却很高。他常常对人说:“不好的作品,宁愿返工,也不让它出门。”从他留下来的大量反复推敲的作品中,最深刻地体现这一点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在文学、诗词、金石、书法、篆刻等方面修养全面而深厚。自撰诗词、联句自然优美,意境深远。其乙丑年(1985)冬所书旧作“已是丰年足鸡豚,老夫庆寿不用牲。大烹豆腐瓜茄菜,高会荆妻儿女孙。”字里行间洋溢着自尊、自赏和怡然自得之情,允为“诗书合璧”的佳作。以古今优秀诗文作书,多凭记忆信手拈来,而所选内容的面非常广,涉及各个时代,他能借其词而抒己意,生动、传神,且无遗漏,足见其文学功底至深。而其篆刻的内容则多为自撰,清新雅致,内涵丰富。。

       先生一生清贫,但他自尊、自强,志存高远,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,不为时风所惑,不为流俗所趋,扎根传统,开拓创新,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。即使将其置于现代书法、篆刻名家之列,也毫不逊色。昔时先生以荒江野老偏居陋巷,艺名难彰;今时代昌明,先生之艺才逐渐为人所赏识。更何况先生书、印俱佳,随着对先生其人其艺研究的不断深入,他的艺术一定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。

编辑: 袁菲 时间: 2014-11-13 00: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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